锵锵五人行（1）－之摩托车与城市和谐共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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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豆豆

　　特邀嘉宾：
　　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 左宗申先生
　　嘉陵集团董事长 洪耕先生
　　中国摩托车商会秘书长 张洪波先生
　　湖南省摩托车商会秘书长 田育民先生

　　自1985年北京首颁禁摩令后，各大小城市跟风禁限摩托车，这为摩托车行业接连受挫埋下了伏笔。
　　摩托车曾在城市风光无限，而随着禁限摩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城市已基本难寻摩托车的身影，盛极一时的摩托车行业也由此逐渐式徽。30年来，行业为此不断抗争，有政协委员的一纸提案，有商会发起的大型维权运动，有团队的抗争，也有个别摩友出于人道主义发起的小型路权活动，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维权运动”，在强大的地方法规面前，在“瑰丽市容”面前，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
　　2015年6月，当我们以为反禁摩的呼声渐行渐远时，一则湖南怀化市民反对禁摩的新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并迅速引发热议。原来，底层民众从未放弃对基本出行权利的争取，反对禁限摩的呼声从未停止。
　　今天，《摩托车信息》有幸邀请到几位重量级嘉宾前来“锵锵五人行”栏目做客。他们将对“怀化禁摩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探讨摩托车与城市和平共处之道。欢迎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先生、嘉陵董事长洪耕先生、中国摩托车商会秘书长张洪波先生、湖南省摩托车商会秘书长田育民先生来到现场。
　　Part1 禁限摩源于城市功能异化和管理误区
　　事件回放：不久前，湖南怀化市区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起因是一辆摩托车经过怀化市区的严管路段，被交警开了罚单，摩托车车主不服，与交警发生口舌争执，之后矛盾不断升级，由摩托车主与交警争执，到城管加入战团，再到围观群众与交警和城管发生纷争，最后由防暴警察出面驱散群众收尾。最近，湖南怀化市民高举“合理全法 摩托给百姓带来方便”、“合理合法　摩托车权益不能侵犯”等横幅，表示对怀化禁摩的不满。
　　主持人：我们先来听听湖南省摩托车商会田育民秘书长对本次事件的看法。
　　田育民：湖南是施行禁摩政策比较早，执行禁摩政策比较严格的省份。湖南禁摩的城市多，比如长沙、怀化、衡阳、邵阳、郴州等区域都禁摩。由于湖南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民众的交通工具仍旧是以自行车、摩托车和电动车为主，因此禁摩政策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出行。这次怀化群体事件只是湖南城市禁摩后的一个个例。在之前，衡阳、郴州、邵阳等地都发生过多起因禁摩引发的群体事件。
　　大家可能会问，全国那么多禁摩的城市，为什么偏偏湖南民众抵制得最厉害？我想了解湖南风土人情的都知道，一来湖南人性子烈是出了名的，不服管制、我行我素，崇尚个性自由；二是湖南作为中国中部省，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特别是一些小城市，民众的收入不高，出行还得依靠公交车和摩托车。一旦禁摩，就给出行带来极度不便，很多上班族往往是从一个城市骑车到另一个城市，或者从郊区赶往城区，如果全靠公交车和长途巴士，对时间和金钱都是浪费。这也是为什么郴州、邵阳等地禁摩后，网友发帖说“屁大点的地方还禁摩，真当自己是国际大都市了”。网友说对了，正是这小地方的父母官积极将小城市往大都市靠，才禁限摩托车的。
　　湖南省摩托车商会在反禁摩上一直很努力，也扎扎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委托业内专家做了数据调研，写了很多专业论文，在各大媒体上发表，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让他们明白摩托车对城市交通的重要意义，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摩托车的看法，这也是湖南频繁发生这类新闻事件的原因。
　　我们湖南省摩托车商会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是联系政府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一直希望能为政府帮点忙，不给政府添乱。这半年来，商会会长唐杨松六进六出怀化，与怀化高层包括党政一把手就禁限摩一事进行过多次深层次的互动。就在今年3月，湖南省两会期间，唐杨松还在百忙之中参与了怀化政协对两会提案《城市禁摩与治理拥堵和建设“两型”社会背道而驰》的调研，怀化市政协的提案引起湖南省高层的高度重视，现在该提案正在办理中。反对禁限摩，商会一直在努力，可惜效果并不明显。
　　主持人：怀化事件，导火线其实不是禁，而是罚款。你不让我骑摩托车进城区，我忍了，但是你要设岗罚款，坚决不干。这原本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有民众自发参与，而形成了破坏性和影响力。在这次事件中，怀化市民扮演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什么在群体性事件中，总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其中？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外，这还说明，地方政府在很多政务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是相违背的，是不被认可的，民众参与事件，并不一定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更像是对自身权益的一次“众筹”，一次对公权的发泄。与其说他们不明真相，不如说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
　　张洪波：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近年来发生的群体事件，大部分是由于政府基层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产生的。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快速崩塌后，城镇化进程太快，而基础建设跟不上快节奏，甚至很多城郊结合部根本就没有做好城镇化的准备，缺少对民众心态和生态的关注。中间这个空档期，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矛盾，比如小摊贩占道经营，市政设施被毁坏，城市治安秩序混乱，包括，三轮车等进入原本就拥挤的城市交通等等。这都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一个城市人流量提升和经济繁荣的反映，地方官员大可不必惊慌失措，相反应保持宽容的态度，发现不足积极改善，特别是在摩托车出行问题上，应该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而不是制订一个与底层利益相冲突的法规。
　　洪耕：从深处说，我认为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概念理解有误，他们更看重城市的表层意象，而忽略城市的精神内涵和实用功能。在这种误导下，城市只剩下华丽驱壳，缺少了人文关怀。而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它一定是自由的，是尊重每一个阶层的权利的。
　　以英国和法国为例，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伦敦和巴黎的生产力得到大发展，同时，平等自由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欧洲城市在经过两百年的演化中，仍旧保留了各种车辆出行的权利，到欧洲城市考察，随时可以看到摩托车穿梭在街头的影子。
　　日本都市的兼容并包不亚于欧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工业化进程加快，机械制造业快速发展，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诞生了如丰田、本田、铃木、雅马哈等世界闻名的车工厂。如果日本天皇认为东京街头出现摩托车，是对他的不敬，影响了他的车队出行，就没有日本摩托四大家今天的繁荣局面。
　　左宗申：欧洲和日本城市开放的姿态确实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我们老祖宗在这方面也不差。其实古代中国的城市对交通工具一直很开放。看看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图中展示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图中达官贵人和走卒贩夫各行其道，马车、轿子、推车、人力车各自穿梭，也未见官府在街头设岗罚款，禁止通告。在当时统治者看来，这就是盛世，是一座城市繁荣的标志。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歌舞升平繁华似锦，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同样马车、汽车、甚至装粪便的车等自由穿梭，展示出上海平等博爱、充满活力的城市印象。
　　但是，现在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反倒退后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城市被有意识地剥离出来，虽然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远远不够。我们的城市有豪华的购物商场、有五星级的酒楼宾馆，但是却没有一条方便平民自由骑乘摩托车的道路。老百姓尽了纳税义务，却被剥夺了基本的出行权利。这算不算是管理水平的倒退？
　　主持人：地方政府对城市的概念理解有误，我比较赞同。地方政府对城市表象的关注超过对其功能的关注，打造的往往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很多城市在自然面前弱不禁风，近年媒体时常报道城市拥堵和水涝消息，这说明我们城市基本通行功能和排污都经不起考验。而我们看巴黎下水道，简直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再看德国人在中国部分城市修建的下水道系统，更是以精细严谨著称。两相比较，欧洲人是实用主义，在乎里子，最大化方便民众；我们地方官员是“功利主义”，在乎的是面子，通过隔离来保持表象的完美。在“面子”思想指导下，今天是摩托车被禁限，明天也许就该是小排量汽车、10万元级汽车被禁限，甚至是20万元级汽车被禁限了。（待续）